朱大旗:房产税优劣取决于基础制度设计

发布时间:2022年06月09日
       在强行打压房价试图反弹的背景下, 房产税试点扩大的消息备受市场关注。在2010年以来的房地产市场调控中, 房产税一直是备受关注的话题。 2011年1月, 上海、重庆启动个人住房房产税征收改革试点。 2012年3月, 国务院明确提出今年要加快财税体制改革, 适时扩大房产税试点城市范围。近期, 一些所谓的“试点技术准备”引发外界猜测, 房地产税试点推进“上线”。由于中国经济转型的需要, 房地产市场确实到了不得不转型的重要历史时刻。 1990年代以来, 许多经济转型国家对财产税制度进行了全面改革。从这个角度看, 中国当前加速推进的房产税改革将形成什么样的房产税制度关系?对中国未来社会经济关系的调整有何启示? 《华夏时报》记者专访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财税法研究所常务所长、中国财税法学会副理事长朱大奇教授, 请其表达他的意见。房产税不是最后的“杀手锏” 《华夏时报》:我们看到, 强行打压房价的反弹不容小觑, 可能导致调控政策重新出台。产能扩张的趋势表明, 征收存量税的迹象明显, 相信这可能是我国房地产税的发展方向。你怎么看?这条改革道路是否正确?朱大奇:我一直主张开征房产税。然而, 多年来导致中国房地产市场价格飙升的诸多因素, 仍需深入分析。我们看到, 在城市化进程中, 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进入城市, 每年将有600万大学生在城市就业。这些必然导致城市住房实际需求不断增加, 房价上涨是合理的。
       但推高价格的因素并不止于此。例如, 应对危机的投资刺激和巨额外汇储备导致人民币货币供应过剩,

导致包括房地产在内的大部分商品价格上涨;为什么无数资金大量涌入房地产市场?更深层次的原因是投资的投资渠道和金融类型要少得多。
       中国民间资本除了存贷款, 以及屡屡伤害大多数人的股市外, 已经没有更多的投资渠道。因此, 如何设计债券产品等能够尽快获得稳定投资回报的金融产品, 涉及到如何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的问题。此外, 过去许多行业的许多民间资本投资渠道受到限制。这些都是房价上涨的原因。从这个角度来看, 要规范房地产市场, 应该有很多配套措施出台, 而不是像过去那样仅仅依靠各种行政手段进行严控。当然, 开征房产税确实是一种调控手段, 但并不是所谓调控市场的万不得已。它可以发挥多大的作用需要仔细考虑。征收房产税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建立和完善税收制度, 特别是地方税收制度。房产税主要对房产持有人征收, 会增加房产持有人的持有成本, 也能起到一定的市场调节作用。房产税立法水平有待提高 《华夏时报》:房产税加速改革将形成什么样的房产税关系?朱大奇:税法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 叫做法定征税原则。一些较低的行政法规用于征税, 否则实际上相当于政府花的钱。由政府自行制定规则, 由本组织征收。绝对权力很容易形成, 没有约束的权力就有滥用的可能。反之, 如果立法水平提高, 按照由人民选举产生的代表组成的议会或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法律规定的政策条件和方法征税, 这实际上意味着纳税人是某种意义上的。自己的同意。因此, 完善房地产税制实际上就是提高房地产税法的立法水平。既然是征税, 恐怕还得有一些更具体的实施办法、规章制度。因此, 应在统一房地产税法的前提下, 即在全国人民基本同意的条件下进行。至于每个地方的具体做法, 应该是应由地方人大授权制定地方性法规, 规范房地产税的征收。目前, 中国只有一项房产税法规, 实质上是国务院颁布的行政法规。在上海、重庆等地方政府, 似乎是地方政府颁布了相关规定, 然后开始征收相关税费。法规制定过程中征求意见等立法程序存在较多问题。因为作为一项基本法, 无论是国家层面的法律还是地方性法规, 在制定过程中都有程序。从起草部门到政府相关法律部门,

再到人大相应部门, 都要经过很多程序。通过集中更多人的智慧, 制定出来的东西会相对更科学、更完整。 《华夏时报》:有人认为, 所谓推进房地产税改革, 是在改革进程中试行房地产税, 不需要经过立法程序。你认为这种观点正确吗?朱大奇:严格来说, 这不是一个正确的观点。因为房地产税制改革, 即使是试点项目, 其授权也应得到主管部门的授权。原来, 税法的立法权集中在全国人大。如果某地要进行税收征管试点, 为什么不能由全国人大或者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授权地方制定相应的税收征管条例)?这表明, 依法治国、依法治金融的观念还不强。在很多情况下, 当行政部门作出决定或表示同意时, 当地政府可以制定规章进行相关征收。这是非常不规则的做法。我们可以看到, 在其他国家, 不仅是税法, 我印象深刻的是, 日本在 1997 年进行金融改革时, 出台了 30 多部法律。首先是一个整体的改革计划,

必须由国会立法, 然后改革, 包括邮政储蓄制度, 做了一个为期 12 年的改革计划, 这些改革计划和方案也以国会的形式在国会运行。
       一项改革法案。从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的角度来看, 即使是进行改革, 也应该经过相应的立法程序。标准化价值评估的必要性 《华夏时报》:从中长期来看, 这个制度的实施需要具备哪些前提条件?比如, 中国是否必然会实行现代财产申报制度?朱大奇:房产税的征收和管理其实是比较复杂的。首先涉及到房地产相关信息的问题, 这需要一个登记制度。理论上, 你买的每一栋房子都会有一张房产证。在土地使用方面, 土地管理部门也必须有相应的东西。不动产登记制度其实是在《物权法》中规定的, 但是如何实施, 其实还是有相当大的问题的, 也就是说, 相关的登记是实名制还是名义上的登记?其他的?这是一个必要的先决条件。此外, 现代意义上的财产申报制度, 其实更多是针对公务员的财产申报, 而普通人的财产申报则更依赖于管理。更大的问题实际上是房地产的价格评估。因为房地产税收是每年对购买的房地产征收的税种, 但每年征收的房地产价格不是以最初购买合同中的价格为基础, 而是一种价格评估, 应根据地段的变化和房屋环境、房屋折旧等因素对房地产价格进行了非常规范和权威的评估。需要注意的是, 香港政府有房屋署, 主要管理房屋, 对房地产价格的评估也非常严格和规范,

而内地在这方面还有很大差距。 《华夏时报》:中国现阶段的房屋估价和房地产交易流程似乎还不是很规范, 房地产税的一般征收如何符合公平原则?应该有哪些具体的税基?朱大奇:具体计税依据方面也存在相当大的困难。这里所说的计税依据应该结合整个税法的构成要素来分析。
       国内房产税征收的诸多难点集中在房屋产权形式并非单一产权形式这一点上。有的是产权齐全的商品房;有的是保障性住房和福利性住房或保障性住房, 属于有限产权;部分城乡结合部或农村出售的住宅五证不全, 属于所谓的小产权房。对于这样不同性质的房屋, 征收依据在具体税制设计上其实是相当复杂的。要使财产税征收的公平原则得到很好的体现, 总体上不能增加老百姓的负担。因此, 税制设计必须有一个基本明确的征收范围或征收价格。应指定多少面积或房子价值多少不能征税, 扣除这部分后的剩余部分可以征税。也就是说,

房产税的征税重点应该是买大房子、多房子的人。即使是那些购买大房子和许多房子的人也可以按更高的税率征税, 即所谓的累进税率。因为占有更多社会资源的人应该承担更多的税收负担。与税法设计息息相关的《华夏时报》:从财税法的角度看, 适时扩大房地产税试点范围意味着什么?它的积极影响是什么?朱大奇:财税调整都有心理预期的作用。房产税试点范围的扩大, 意味着持有房产的成本肯定会增加。这是房地产投资行为中需要考虑的一个因素。肯定会起到减少盲目购买行为的作用, 但房产税的出台对抑制房地产投资或投机的作用程度, 其实与房产税本身的税收结构设计密切相关。或税法的要素。我们可以看到, 目前中国其实是有房产税的, 但是征收的对象只是商品房、出租房屋等, 按照租金的1.2%或者12%的税率征收。这种征收其实有很多设计做的不好。如果要发挥更好的监管作用, 恐怕连累进税制都可以建立起来, 可能会起到更好的调控效果。如果只是按百分之几的一般或统一的税率征收, 那么例如买一套毛坯房一年后, 可以盈利几十个百分点, 甚至超过1200%。这种税收的作用是什么?因此, 应根据所购房屋的大小和房屋的价值, 实行累进税制, 让拥有更多更好房产的人能负担得起。 《华夏时报》:您认为,

在当前形势下, 对现房开征房产税, 能在多大程度上限制投资和投机性购房, 让市场回归理性?朱大奇:一定有一定作用, 但我希望市场回归理性, 仅靠征收房地产税可能难以实现。除了国家宏观调控, 更需要培育金融市场, 让资金有出路。投资过度扭曲本身就说明国民经济结构和市场培育存在问题。我们都知道, 在日本、美国等西方国家, 不会出现一个人买很多房产的现象, 因为房产税负高, 很多人买得起房子却买不起。承担税收负担。所以, 我认为房产税的开征会产生一些影响, 但影响的程度与税制的设计有关。与影响房地产价格的其他配套改革相比, 引入房产税可能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华夏时报》:有人认为, 在一系列减税措施之后, 推动房地产税改的真正目的是让地方政府获得稳定的增税渠道, 以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财政减税危机。你同意这个观点吗?朱大奇:这是一个正确的认识, 也是应该达到的目标。现在的税改, 其实就是增减税体制改革。我们认为应该逐步降低间接税的比重, 提高直接税的比重。直接税包括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财产税等, 还有财产税。增加直接税更有利于调整贫富差距。增值税、营业税等间接税具有累退性, 不利于增加有效消费需求。税收负担与被征税对象的收入成反比, 这意味着贫困人口承担的间接税比例较高。没有更多的钱可以花。目前, 我国税收收入的70%左右来自间接税, 只有不到30%的税收收入来自所得税、财产税等直接税。中国现在需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同时也需要实现社会公平。一减一增的税制改革有利于这一转变。改革需要很大勇气 《华夏时报》:您认为房地产税改完整方案何时适合出台?朱大奇:试点是必要的, 但原则上, 出台完整方案的时机有时是人为的。如果老是说时机不成熟, 就永远不会推出。财税法改革虽然是一场惊心动魄的改革, 但回想起来, 与1990年代中期财政、税收、金融、外汇和外贸体制的大规模改革相比, 目前的形势具有很大的关联性。 .因此, 改革需要有很大的勇气。我认为反对这项改革的不是普通人, 而是精英。 《华夏时报》:您认为历史将如何评价房产税改革对这一轮房地产市场调控的重要性?想要意义?朱大奇:在这一轮房地产市场调控中, 评价房地产税制改革的意义还为时尚早。房产税改革仍处于试点阶段。从这个角度来看, 它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作用总体上不是很大。至于进一步的房产税改革对未来房地产市场有什么意义, 我认为如果真的征收房产税, 那么理论上, 如果一个人拥有十多个房产, 他可能买不起。 .如果税负较高, 可能会尽快出售房产, 增加供给, 对稳定房价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 房产税只是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的一部分, 并不是全部。但即使只是一部分, 它的作用也取决于如何进一步设计基础系统。如果基础制度设计科学合理, 其监管作用会更大。实际效果可能并不理想。所以不能说有房产税就好, 没有房产税就不好。最重要的问题是我们将设计什么样的财产税法。
       比如城市房地产、农村房地产、不同产权的房地产、贫困弱势群体的房地产, 如何征收房产税?税率是一般比例税率(侧重于获得收入)还是累进税率(立法侧重于调节贫富差距)?许多因素必须仔细分析和考虑。